在20世纪初,初露头角的抽象艺术还未被纳入教育体系,然而包豪斯却以包容的态度为不同流派和持有不同观念的艺术家们提供了一个和谐的发展环境,其中身为学院早期教员的表现主义画家利奥尼·费宁格(Lyonel Charles Feininger)和约翰尼斯·伊登(Johannes Itten)主要负责艺术领域的指导。
△Johannes Itten
△Johannes Itten
约翰尼斯·伊登将理性的现代色彩体系和《道德经》的“无为”精神引入包豪斯,主张通过分析形式元素的造型关系和视觉心理来揭示色彩的内核,以科学量化的方式审视画面的表达。然而随着约翰尼斯·伊登的宗教信仰逐渐变得狂热且主观,神秘主义和拜火教的影响侵蚀了包豪斯的教学氛围,在荷兰风格派精神领袖特奥·凡·杜斯伯格(Theo van Doesburg)的影响下,瓦尔特·格罗皮乌斯辞退了偏离初衷的约翰尼斯·伊登,为而后的理性主义和构成主义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瓦尔特·格罗皮乌斯之后,汉斯·迈耶(Hannes Meyer)和密斯·凡·得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先后继任校长职位,虽然包豪斯仅在历史上存在了14年的时间,但其对于现代建筑和应用艺术领域的影响力至今仍然深入人心。当学院被迫关闭后,诸多持有先锋理念的学生宜居国外,扩大了包豪斯教学体系及其建筑风格的影响。
△Gropius House
从时代性的角度着眼20世纪现代建筑及教育体系的发展,不难看出无论是同时期的苏联呼捷玛斯学院(Vkhutemas)还是被惯以包豪斯继后之名的乌尔姆设计学院(Hochschule für Gestaltung,Ulm),其发展之路都与彼时的社会变革有着深刻的联系,然而这种为纠正当下时局所催生的发展路径,恰恰也是时代局限性的一种体现。